2009-09-20
新聞自由,還是「煽動」?

潘嘉偉

 
9月4日,新疆烏魯木齊群眾示威事件,當時正在採訪事件的三名香港無線電視及NOW新聞台記者及攝影記者被當地武警毆打及扣留,事件引致多方譴責,新疆新聞辦的態度卻顯得非常傲慢,居然指三名記者跟蹤拍攝示威事件,有煽動鬧事之嫌。
 
新疆當局的回應令人相當失望,這再一次顯示,內地政府以所謂「維穩」為由,甚麼基本人權準則都可以置之不理。當然,新疆的民族問題相當複雜,不是報導一次示威事件,就能了解當地的種族衝突,但新疆新聞辦的態度,以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指,「在突發事件現場,執法人員依法採取一些臨時必要的措施是正當及有需要的,希望記者能夠配合及理解。」中國官員的回應讓我更深明白中國政府的邏輯:在所謂國家利益與形像當前,個人基本人權根本沾不上邊。
 
這就是令人憤怒的地方,持有記者證的記者進行合法採訪,卻反被指控「煽動鬧事」,我們香港人的法治文化已習慣了要求凡事要有證據,中國官員卻習慣了專制,證據對他們並不重要,含血噴人是司空見慣。因此,當我聽到新疆新聞辦指三名記者的採訪涉嫌「煽動鬧事」,可說是耳熟能詳,尤其「煽動」二字,國內很多爭取言論自由的作家、文字工作者及維權人士,經常因為寫文章或發表言論批評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記者舉起照相機、攝影機拍攝就是「煽動」?因此,武警就可以毆打及扣留記者?這是甚麼邏輯?同樣,作家、文字工作者及維權人士發表言論及寫文章批評政府及提出改善政治制度問題,如何能「煽動顛覆」一個坐穩江山六十年的政權呢?給予一點言論自由,就會政權不保?若一個政權有足夠民眾基礎,何懼批評呢?
 
身處香港這個相對自由的社會,我實在無法接受「煽動」這樣的指控,在完全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提出這樣嚴重的指控,反映中國官員對自己的言論極不負責任的文化,中央政府若要以理服眾,必須嚴格執行法律,嚴懲暴力對待三名香港記者的武警,保障採訪自由。
 
我們教會又怎樣看新聞自由呢?筆者謹此緩引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文獻《大眾傳播工具法令》論及新聞自由問題的部分,法令第五點關於「使用傳播工具的正確意識」指出:「第一個問題,即一般人所說的採訪消息及傳播消息的問題。明顯地,因為今日社會的進步,人與人間的密切聯繫,消息之傳播不但是有益的,有時還是必需的。公開及迅速地傳播新近發生的事件,教人們繼續不斷地獲得更正確的消息,以便有效地為公益有所貢獻,並易於促進社會進步。」第十二點關於「行政當局的責任」特別說明:「因為執政者的任務,尤其對於出版物,是保護真正的及公正的報導自由,這自由為現今的社會絕對不可缺少」。
 
由此可見,教會文獻亦清楚說明,新聞採訪自由對社會的進步及促進公益利益多麼重要。沒有新聞自由,人民的基本權利無法得保障,大家只能生活在威權的恐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