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21
對第二階段醫療改革方案的一些疑問

吳偉傑

 
二零零八年三月政府發表了醫療改革公眾咨詢文件,其中一大重點,也是最具爭議性的項目就是未來醫療融資的改革方案。政府的主要論點是醫療費用急速上升再加上人口老化,現有的公營醫療系統再難負荷,極需新的融資改革。當時咨詢文件大力鼓吹強制性輔助融資方案,簡單而言是強制性的醫療保險計劃。但文件出來後,遇到極大反彈,於是沉寂下來。轉眼兩年多,政府再推出第二階段名為「醫保計劃由我抉擇」咨詢文件。吸取了上次失敗經驗,這一回以「自願性」醫保取代了「強制性」醫保,但要把部份(可能是大部份)醫療服務/病人由公營部門推向私營部門;從而解決醫療融資問題的原則卻前後呼應,未有改變。為了釋除市民對私人醫療機構和承保者的疑慮,政府也著實下了相當功夫:如提出私家醫院套餐式收費;監督私院服務和質素水準;監管承保機構利潤和確保消費者權益及保費在合理水平等。這些建議無疑對現今千瘡百孔的私人醫保市場和飽受困擾的投保者帶來希望,但就整體醫療融資的發展,我們仍要泠靜地從原則和實際的角度審視上述方案。
 
在零八年時正委會已發表聲明,認為即使不進行其他融資安排,維持現時的做法(即以稅收支付公共醫療開支),政府是仍有能力應付未來的醫療開支,而不需要增加市民的負擔。
 
首先,政府會將醫療衞生佔政府經常開支的比例,由現時的15%增加至2011至12年度的17%。驟眼看來,政府確實是增加了對醫療的承擔,但我們卻不明白為何政府要把醫療衞生佔政府經常開支的比例上限設在17%,而不是18%,甚至超過20%?「17%」這個開支比例是如何計算或推算出來?
 
事實上,相比起世界其他同樣以稅收為主要融資方式的國家而言,香港政府對於醫療的承擔明顯較低,例如:在2003年,澳洲的醫療開支佔政府經常開支的比例已為16.7%、新西蘭是14.2%、英國是15.4%(2002年),但香港當時只是12.4%,這顯示出即使政府將醫療佔政府經常開支的比例增加至2011至12年度的17%,也衹是追上幾年前上述國家的水平。並不表示政府對醫療作出很大的承擔,除非政府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理據,否則很難使人不追問為什麼政府不能在醫療支出上再增加一點呢?。
 
當然,政府稅收其實也可視為醫療融資的一種方式,但對社會的影響則大不相同。目前政府稅收制度(尤其是薪俸稅)是累進制,有利弱勢社羣,也符合有能力者扶肋貧苦者的公義原則。若以保險供款作融資渠道,則同年齡者無論貧富供款相若,於是供款佔收入比例會出現貧者比例高而富者比例低的情况,構成累退制,絕不利於弱勢社羣。
 
無疑,也有人認為透過私人醫保,自己可以控制和獲得個人要求的醫療服務。這對一些身家豐厚的人來言,絕對是事實。一般人以私人醫保作輔助性支援,也無可厚非。但若以私人醫保配合私院服務來取代部份(甚至大部份)的現有公共醫療服務,則必須三思。以美國為例,自願式私人醫保是醫療服務的主要融資工具,實行多年,結果百病叢生,保費奇高;濫用嚴重。香港政府在咨詢文件中一再强調會有效監察和管制,但是否真的有能力控制美國政府也控制不來的情况呢?情况一旦失控,醫療費和保費大幅上漲,恐怕政府預定的500億轉眼就會花光,這一點市民不可不察。其實,預防勝於治療,如果把500億用於改善衛生環境和教育市民健康生活方面,或許成效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