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21
極權管治下異見者家屬的困境

 

 

潘嘉偉

 

不論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怎樣企圖粉飾,異見者面對的是牢獄之災。動軋以所謂「顛覆國家政權」或類似的罪名以言入罪,無論以甚麼普通常識和公平審訊原則的角度去看,若以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舉證責任在控方,被告無需證明自己犯罪,被告保釋更不可能被要求證明不會再犯仍未被定罪的「罪名」和相關行為,否則談何法治和公平審訊?

 

中國維權人士一向面對的情況是,在網上發表言論,然後突然被公安無理帶走,公安當場完全沒有向被捕人士家屬提供任何文件,幸運的是過了一、兩天後,公安口頭或書面通知家屬被捕人士被控「尋釁滋事罪」、「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或「顛覆國家政權罪」等一系列口袋罪,幸運的會有「刑事拘留通知書」,否則不論家屬怎樣去公安局到處問都只會得到一個奇怪的回覆:「沒有這個人在這裡」或者「查不到這個案件」,更甚的是過了一個月後公安才突然通知家屬被捕人士被轉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按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這樣不讓家屬及律師探望的秘密拘禁措施竟然可長達半年,完全沒有透明監管的情況,誰知道酷刑和刑訊逼供的情況?像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像維權律師余文生、丁家喜、常瑋平、法律學者許志永、其女友女權和勞工權益人士李翹楚、湖南維權人士歐彪峰等等,家屬面對的情況完全一樣。

 

香港過往法治情況令中國大陸人士羨慕,但像去年所謂的「國安法」強推後,香港的法治狀況和庭審是否還是公平,無不令即使身在中國關注法治的律師、法律學者頓感香港法治也失守了。單是看看四十七名前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等因參與去年泛民主派立法會選舉初選的人士,先暫且不談參與初選就被控所謂「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有多荒謬,保釋聆訊的過程已令人重新審視香港庭審的公平性。相較中國大陸的政治敏感案件的被告沒有可能申請保釋,香港的保釋制度至少可以讓人知道無罪推定的法治原則,像可能會造成他人身體傷害的案件,如:謀殺、強姦、搶劫等等,一般都不可能保釋,但所謂「顛覆國家政權」的案件,不給保釋的理由可以是甚麼?在四十七人的保釋聆訊中,個別被告甚至願意退出政黨或不再接受傳媒採訪或不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政治言論作換取保釋的條件,這就令人相當擔心,以放棄言論自由來換取短暫的保釋和個人自由恐怕成為噤言的先例。

 

更令人感到託異的是,當其中部分被還押被告像朱凱廸和岑敖暉的家人在荔枝角收押所等候多時,最初懲教所人員只說不清楚他們在哪裡,其後才說他們已被轉送赤柱監獄。這樣類似的經歷,中國大陸很多維權人士的家屬更是經常遇到的情況。香港還沒到像在大陸被捕人士被秘密拘禁幾年完全沒消息的情況,但執法人員的態度明顯越來越像中國大陸的執法人員。被捕人士家屬面對的困境在極權政府的管治下,將會更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