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權
2000-08-19 縱火案由歧視新移民而引起

《經濟日報》2000年8月19日

 
縱火案由歧視新移民而引起
孔令瑜(教會工作者)
   
內地人爭取居港權運動終於以悲劇形式「告終」,對絕大多數反對、歧視甚或唾罵他們的人而言,這結果進一步引證他們的觀點──人大釋法有理,香港社會絕不容讓內地人「霸佔」等等。但八月二日縱火案及其後一連串的指罵、關懷、慰問,背後隱藏著更大的危機,令社會及港人進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首先,自事件發生後,港人對內地人及新移民加深歧視,有輿論更認為他們是「文革人」,但這種以「一竹篙打一船人」的態度,與「白種人」歧視「黃種人」有何分別?君不見當唐人街發生暴力事件,外國人便大罵中國人嗎?事實上,歧視新移民尢來已久,自終審庭上年初判決後,這情況更甚,反映香港社會的「畸形」。我們應撫心自問,我們或我們的上一代怎樣來到香港?董建華、李嘉誠又怎樣來港呢?難道我們可以因政治或經濟投奔自由,新移民與家庭團聚又不可以?這種「自己可以,但別人免問」的心態,這趨勢正正是集體自私的心魔,是社會步入非理性、缺乏互相關懷的境界。
 
至今,坊間輿論大都只顧痛罵暴力行為,認為爭取居港權人士非理性,我們曾幾何時又有理性?當大家一面倒同情梁錦光的時候,又有否反省我們對林小星的態度?難道他的生命又不值一錢嗎?難道他與入境處職員的生命有高低之分?當富豪權貴爭相捐款予梁氏家屬,政黨政客收集慰問簽名,送交入境處職員,可見這種歧視心態已化為具體行為,將人人平等的信念拋諸腦後,將爭居權者的性命視作草莽。從這角度反映,人的生命已被分層分級,被社會上的主流用作區別是非對錯的指標。
 
說穿了,這是香港人的「偽善」,在法庭未審之前,已經將是非對錯絕對化,將不滿化為情緒,充分表現另一種非理性行徑,與火燒入境處的暴力行為亳無分別,是另類暴力報復的潛意識行為。如果我們仍然記得,在八九民運時,在華東水災時,在各種形形式式為國內籌款,扶貧的活動時,我們經常將「血濃於水」這幾隻字掛在口邊,但在這一刻,當這些與我們「血濃於水」的同胞,欲來香港與家人團聚,與我們共同分享社會資源時,我們「愛國不愛人」的真面目便露出來了。
 
但最可佈的,是政府及傳媒大都縱容這種心態,並擔任始作俑者的角色,如建議先遣返,後審訊等等妄顧法治的行為,這無疑是順水推舟、落井下石、唯恐天下不亂的處理方法,但只會激發更大的矛盾、衝突及反彈,加深社會分化,增加社會的戾氣。難道這是負責任政府的角色嗎?對解決暴力行為有何幫助?對那些奉公守法靜候判決的當事人公平嗎?
 
正如有不少人認為,這是人大釋法解決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後遺症,中央及特區政府要負最大的責任。當日有份支持人大釋法推翻終審庭判決者,對是次縱火案的死傷者,都責無旁貸。如果當日冷靜、理性及客觀地尊重終審庭的判詞,並勇於執行及妥善安排,根本沒有今時今日的悲劇!當日以非理性、衝動及罔顧法紀的方式提請人大釋法,今日就要面對非理性、衝動及罔顧法紀的暴力抗爭。我們包括政府、港人及爭取居留權人士,要共同為此付出的代價。
 
        或許有人認為,事到如今大局已定,大家不應將矛頭指向特區政府、不正視政治現實,作出政治妥協,拋開不切實際的切想。(蘋果日報評論版廖建明)但這觀點無疑是合理化當權者昔日釋法的舉動,更是顛倒是非的「投降主義」。若依此邏輯,所有現存的制度及政策都是現實,都要作出妥協,不民主的制度如是,貧富懸殊亦然,難道我們對改變不公平制度不存在幻想是現實嗎?若依此論據,社會何來進步,不公義何來改革?
 

        當然,無人會認同以暴易暴的抗爭手法,但將是次縱火事件無限上綱,繼而質疑社會運動本身的道德價值,意圖合理化現建制及不公義,其背後只不得滿足自已的「不道德快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