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權
2002-04-20 天主教教會對<反邪教法>的回應

2002年

天主教教會對<反邪教法>的回應
 
 陳滿鴻神父
 
      記得大半年前﹐當香港政府公開表示關注「邪教」活動的時候,曾引起很多學者關心,其中有一位在美國居住的華人學者,於明報發表文章。他指出若回看中國歷史﹐如果朝庭要打擊一個宗教,就會給它加上一個「邪教」的稱號;即在中國的歷史中,一個宗教被稱為「邪教」,並非因為它所宣揚的教義是否有問題,而在於它跟朝庭的關係。
 
      我曾在自己的教會內提出這樣的見解而引起很多教友的反感。我說,若根據教義,天主教也可被稱為「邪教」,因聖經告訴我們聖母乃童貞女生子,另外教會亦重視聖體聖祭,教友們都相信那稱為聖餐的餅再不是麵包,而是基督的身體,那豈不是吃人肉?當然教友不會接受這種看法,更表示反感。
 
      但我仍很同意那位學者所說的,單憑一個宗教所宣揚的教義,是不可能作為評定「邪教」的標準。奇怪的是,雖然學術界有這樣的看法,但某政府高官曾於立法會講過,她曾閱讀法輪功的書藉,覺得當中所說的有「邪教」成份。這可反映政府高官沒有用學術的角度去分析問題。
 
就法國通過《反邪教法》所引起的爭論,我嘗試找這法案的原文,但在研討會舉行前仍未找到,故只能從英文通訊社的一些報導看看外國傳媒中有沒有「邪教(cult)」的稱呼。我發現幾份報導也找不到這字眼,只找到法國法案被名為“a law against religious sects”或“anti-sects campaign”或“law to be enforced for the prevention and repression of sectarian movement” 或“legal control over (dangerous) sects”。
 
       雖然中文稱法國的法案為《反邪教法》,但英文只簡單地用“sects”這字,跟這字類似的有“cults”。無論“sects”或“cults”,宗教團體間都公認的分類法,屬於宗教的四個分類法其中兩種。這四類包括:“church”“denomination”“sect”“cult”。由於中文沒有統一界定這些名稱的稱呼,我也只好原用外文。事實是,宗教界對這四個名稱的界定都沒有價值判斷的,即沒有所謂善或惡、正或邪。這種分類純粹因它特徵而分的。法國人所稱的“sects”,中文傳媒稱為「邪教」,外文最近似的觀念是“dangerous (有危險的) sects”。法國這法案似乎比較具體界定什麼是「危險」,當中引起最多人關心的有這樣的解釋:「使用巨大的(heavy)、重覆的(repetitive)的壓力,使人改變自己的判斷,做出傷害自己的行為」,這亦是法國法案所要防止及取締的現象。
 
      法國天主教又怎樣看《反邪教法》呢?事實上,法國天主教、基督教及人權團體都反對此法,因為這法案最終會打擊所有教會及民間活動。法國的管制完全不值得特區政府學習。從宗教現象來看,“sects”和“cults”的共同特點就是跟社會有鴻溝,很多時都屬於社會比較邊緣性的組織,缺乏社會的認同及支持。但這並不表示它們跟社會的關係永遠都這樣疏離。早期基督宗教也算“sect”的組織,受到當時羅馬猶太社會所排擠,社會間缺乏認同,之後卻演變成主流宗教。
 
       法國要管制“sects”的法案,最後也會波及主流宗教,因為“sects”既可為新興宗教,本身亦可為主流宗教內的革新運動。打擊“sects”的存在,就會剝削它們對主流宗教的挑戰及啟發性,同時亦剝奪它們能對社會產生的貢獻。很多時,“sects”的組織皆為先知先覺的宗教運動,比主流宗教更早去面對社會上的危機,並可更靈活和機動性地作出相應行動。
 
      事實上,法國法案或特區政府考慮的《反邪教法》,其實對於保障市民不受洗腦或壓力去改變自己的判斷,做出傷害自己的行為是沒有多大幫助的。有講者亦提到,在韓戰期間,中共用一些方法替美國被擄士兵洗腦,這情況是當人被拘禁失去自由後,或施以洗腦的人有無上權力時才會出現,才能令一個人的決定受影響。但在太平盛世這現象又怎能發生?根據宗教社會學的研究,很多時有能力影響別人的人皆是有魅力的領袖 (charismatic leaders),這些領袖未必需要用壓力或激烈的行動,也可對別人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這種質素很多時是與生俱來的,他/她們當中有些是宗教領袖,有些則存在於其它團體內,包括政治團體。所以即使新興宗教受壓制,社會上仍存在這種很有魅力的人,他/她們的活動不局限於宗教範圍,他/她們也不一定要透過組織性的行為去施以影響力。“sects”和“cults”的特徵之一正是其建制處於相當初型階段。法律若取締這些組織,對於這種組織性非常初型的團體及當中的領袖的監管作用將會相當低。
 
      同時,這些法例的存在將很容易被濫用。執法人員和法庭透過判斷人是否受操縱而做出傷害自己的行為去定個人或團體的罪。若這法律應用得很廣泛,相信很多宗教所宣揚的教義及信徒的行為都會被納入這定義網中。例如,一個信徒捐錢給教會,他/她的家人是否可埋怨教會使其家庭蒙受金錢上的損失?父母又可否因為他/她們的子女放棄有收入的工作,加入天主教修院團體,而對其家人造成傷害?另外﹐宗教團體也有「守齌」、「克己」,甚至「犧牲」等行為,這又是否在慫恿人傷害自己的身體?若這法例存在,就要依賴怎樣的政權、法庭及執政人員對法律的理解。再者,一個青年是否可埋怨他/她的父母因多次重覆向自己施壓影響其讀書選科或選校?如這法案存在,執法人員及法庭可濫用,這不但會影響宗教團體,更會防礙很多不成文的人際關係,包括一些常有的、不成文而大家都認同的影響力關係。
 
      無可否認,有些宗教團體的確存在殘酷手段,或存在一些操縱性、強制性的洗腦現象,但這些現象的存在並非法律可禁止的。法律即使存在,這些社會現象仍會存在。相反,這些極端、被認為有問題、反社會現象的存在反而可以成為社會民主自由程度的指標。正是美國這最自由的地方,偏偏就禁絕不到這些現象。而這些所謂“sects”或被認為有不良成份的教派的信徒,非但不是文盲,相反很多皆為學者、科學家等高學人士,他/她們都甘願受魅力性領袖的影響。所以,法律無論在實際上或可能被濫用的況上都不值得參考,反而會令香港社會更人心惶惶,亦為政府提供藉口去打擊它不喜歡的團體,當中包括宗教團體及民間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