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權
2002-04-20 香港為邪教立法不符法治精神

2002年

香港為邪教立法不符法治精神
梁家傑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就香港應否建立邪教法,筆者曾跟不同人士作討論。過程中有感很多人不明為何在香港就「邪教」立法有違法治精神。剛好香港基督徒學會擬出版刊物,探討香港宗教自由與邪教法問題,並邀請筆者撰文,論述在香港立邪教法對法治的危害,實感十分榮幸,也就在此拋磚引玉,跟大家分享就這問題的一些思考。
 
       香港仍有不少人以為只要政府通過立法會立法,大家依法辦事,那便是「法治」。這理解跟香港行之有效,並賴以成功的「法治」制度的距離,又何止十萬八千里。立法可以沒有民意作基礎,只是由上而下,迎合統治者的需要和達到其政治目的。這樣的法,只淪為統治者的工具,為「人治」服務。「法治」制度中立的法,都必順應大多數受治者的意向,從保障人權和自由出發。
 
       要三言兩語間完全闡釋「法治」與「人治」的分別,不易辦。「法治」包含的概念很多,並以不同的方式體現出來。最為人熟悉的概念包括:
 
(一)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二) 程序客觀透明:「法治」重視當權者行使權力時必依循一套客觀基
        準,不因其個人喜惡和價值取向有所偏差。
(三) 司法獨立:法庭於審理案件時不受政治壓力,必無畏、無懼、無私地
        秉法以理作出判決。
 
        「法治」還包含很多其他概念,不能在此盡錄。但在應否建立邪教法的討論中,比較切題的「法治」原則和理念,最少有以下兩個:
(一) 法律必以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為依歸。
(二) 法必能客觀界定,不容武斷和濫用。
   
 
法律必以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為依歸
 
      法治社會中建立的法,是大多數人民通過代議政治機制表達的共同訴求; 人治社會中建立的法,只是統治者用以治人的工具。 前者由下而上; 後者由上而下. 前者立法由人民主導; 後者立法由當權者主導. 兩者南轅北轍, 絕不能混為一談。
 
      事實上,在法治社會中建立的法律均服從於律官以嚴、律民以寬的指導原則。在芸芸司法覆核和行政申訴的官司中,法庭嚴苛地要求行政當局尊重程序和秉行公義的例子屢見不鮮。這也是自然的。面對政府的龐大資源,較需要保障的當然是升斗市民。
 
      思想、信念及宗教自由是受《基本法》第32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8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15條所保障的基本自由與人權。從有關《國際公約》的條文可見,思想、信念及宗教自由本身均不能受任何限制。就算限制人用以表示其宗教或信仰自由之行為的法律,要符合《基本法》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關規定,也只能在該行為對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造成威脅而有必要時才可建立。
 
       今天的香港,不但沒有出現非主流教派有組織的犯罪行為,就算一般的刑事犯罪行為亦不常見。針對坊間認為「邪教」所能造成的遺害,香港已有健全而行之有效的法規和普通法原則可供行政機關運用,而不至面對該等犯罪行為而感束手。在這情況下,根本沒有出現香港的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受威脅而必須立法取締「邪教」的情況。若在這情況下,政府堅持為「邪教」立法,就完全背離法律以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為任務這個基本法治原則。
 
      根據香港目前的情況,未見有立法取締「邪教」的必要。若有「邪教」信徒威脅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在香港行之有效的法律已足夠應付該等情況。此等法律包括成文法與普通法的有關原則。其中較明顯的例子包括香港法例第一百五十一章《社團條例》中的第8條與第18條授權保安局長禁止三合會等非法社團在香港運作;也包括香港法例第二百一十二章《侵害人身罪條例》中第33B條所定協同自殺的刑事法律責任。此外,任何人煽動他人犯法或犯法未遂也於普遍法中構成刑事罪行。
 
      筆者對於法國的客觀情況不了解,故未能討論法國社會是否已出現「邪教」嚴重威脅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的問題而至有必須為「邪教」立法。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法國通過的《邪教法》代表了於一個成熟的民主制度中,反映大多數人民通過代議政治機制表達的共同訴求,而非統治者用以治人的工具。再者,在《邪教法》實施時,法國國民可通過其完備的民主機制對該法的實施不斷監察。若發現《邪教法》未能達至國民最初要求立法控制「邪教」活動時的效果,大可通過其代議機制修改甚至取締該條法律。這個客觀情況在香港尚未出現,也是討論是否應在香港為「邪教」立法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具體法律條文
 
 筆者特把有關的具體法律條文節錄如下,以便讀者參考:-
 
《基本法》第三十二條有如下規定:
“香港居民有信仰的自由。
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開傳教和舉行、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進一步清楚規定如下: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
 
《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五條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八條引入成為香港本地的法律,其條文如下:
 
“(一)  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此種權利包括保有或採奉自擇
            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私自以禮拜、戒
            律、躬行及講授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二) 任何人所享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不得以脅迫侵害
            之。
    (三) 人人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此項限制以
           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所必要者
           為介限。”
 
      上述條文中「宗教」和「宗教信仰」應從廣義上理解。其涵蓋範圍當不止傳統宗教。
 
      從《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條文可見,任何法律都祇能限制人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至於思想、信念及宗教自由本身均不能受任何限制。究其原因,明顯不過。若容許政府壓抑或改變個人思想和信念,人便失了人之為人的獨特之處。人必須能自由根據其選擇的信念和原則去發展其人性,這是人基本自主的權利。
 
      要符合《基本法》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關規定,任何限制表示宗教或信仰自由行為的法律必須是合理、跟社會需要成比例,於實行時務必一視同仁而不能有所偏頗。換句話說,任何該等限制必須符合以下三個原則:
 
(一) 任何限制必須依法建立。行政機關祇是頒佈有關法例並不足夠。法律
        的條文必須清楚說明,並在不存疑點下界定人在行使表示其宗教或
        信仰的自由時所作行為,甚麼才算違法;
(二) 該等限制必以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所必要者,任何限制
        必須直接與社會特殊需要有直接關係並成比例;及
(三) 該等限制不能因岐視目的而設立或於援引應用時不能一視同仁。 
 
 
法必能客觀界定,不容武斷和濫用
 
       受法律規管的人,一定要清楚知悉自己何時干犯法律,需負法律責任。故此,法律容不下模稜兩可,非驢非馬的條文。任何曖昧不清的條文只會被當權者濫用,來達到其一己的政治或其他目的。
 
       法國近期通過《邪教法》中,把原本「精神操控」罪改為以「透過對一個人施以心理或生理操控,令後者精神受壓,影響其判斷,引致他作出嚴重危害自己的行為」入罪。這定義中充斥著模稜兩可的概念。好像何謂「嚴重危害自己的行為」就沒有清楚界定。執法者採納的標準可因人而異。
 
       完全客觀地界定何謂「邪教」根本不可能。「邪教」一詞就有輕侮蔑視的成份。任何組織一旦被冠以「邪教」之名,亦即被認定其成員的宗教信仰或道德價值觀不單止非典型,更不為社會大眾所認受。既然不可能完全客觀界定何謂「邪教」,取締「邪教」的任何法律於執行時必含武斷成份而容易被濫用。若果勉強立法,實有違法律條文必能清晰客觀界定犯罪行為這基本法治原則。
 
結語 
 
      特區政府已公佈暫時不會立法取締「邪教」,這是恰當的決定。任何旨在取締「邪教」的法律必會威脅香港居民受憲法保障的信仰或宗教信仰自由。為了保衛法治的制度和原則,香港政府不應為根本不存在的威脅而草率立法來取締「邪教」,致香港特別行政區於「一國兩制」中的高度自治被視為遭到削弱。多元、包容、尊重法治及言論、思想、信念、宗教、集會與結社等自由均為自由民主社會的表徵。香港要成為「亞洲國際都會」,便不能就該等表徵作任何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