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權
2002-04-20 從法律角度看<反邪教法>對香港的影響

2002年

從法律角度看<反邪教法>對香港的影響
 
羅沃啟
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
 
      國際間有關宗教自由的標準最早可見於《世界人權宣言》,而最具權性的可算是《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當中不但沒有對宗教信仰及良心自由有任何限制,相反,公約強調以上的權利應受到保障。公約通過後﹐聯合國亦採納了一個維護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宣言,進一步闡釋了何謂宗教自由,保障了人們可公開或私下進行宗教活動,及可跟國內外宗教團體聯繫的權利。
 
      事實上,國際間鮮有定義「邪教」,因這一概念實在太含糊和難於定義,只可用一般的法律或民事法去監管觸犯法律的團體。國際上宣揚的是宗教寬容,而非動用特有的法律去限制「邪教」。如果有類似「邪教」問題出現,只會透過討論使人們加以警覺。很多國家在憲制上有「政教分離」的原則,政府會盡量避免介入宗教事務,最多在慈善活動有所監管。這些原則都受到國際認可的。
 
      法國國會以專責委員會及研究報告形式討論有關「邪教」問題,歷時達廿多年。80年代,法國內部出現了一些「邪教」現象,有部份人經過了「邪教」生活後有很痛苦的經歷,為他/她們造成很大的烙印,家人亦遭受困擾。故此,社會各界開始關注「邪教」問題,而當局亦就此問題做了兩個報告。直至95年奧姆真理教及太陽神殿教集體自殺事件的出現,法國國會特別組成一個委員會研究「邪教」,並發表了一份報告。但報告內容顯示,立法並非一個適宜的方法去對付「邪教」,因所謂「邪教」根本很難被定義,更遑論禁止「邪教活動」。委員會亦嘗試找出「邪教」的特徵,但當細心審視這些「特徵」時,便會發現不少機構可能多多少少有些「邪教」成份。例如,一些宗教有「出家」、「守貞」的要求,這便跟「邪教特徵」內鼓吹與家庭分離相乎。最後,報告只建議政府應加強各部門的協調,留意社會上各團體有否鼓吹不良的思想,並讓人們多加警醒,而非支持立法。可惜,國內的反邪教力量不斷增長,致使政府最終也通過《反邪教法》。
 
      法國當局通過了《反邪教法》後,不少問題也隨之湧現。首先仍是老問題─怎樣去定義「邪教」。事實上,法例上根本沒有清晰地為此作定義。法律所訂的限制,基本上可牽涉任何公司及社團,非只宗教團體 (具體法律條文是針對any legal entity的)。只要有人相信某甲借用某乙對自己的信靠,或透過壓力、手段影響某乙的判斷 (即所謂的「精神操控」)而對某乙造成嚴重損害,便可被定為「邪教」;按照這樣推論,傳銷也可被定為邪教,不少商業團體、甚至政黨也會受牽連。這樣含糊的法律條文若被一些沒有警愓性的法庭去應用將會非常危險。幸好,法國執行此法律時須由公共檢控機關向法庭提出申請,而非一人或一部門獨攬大權,但法庭仍沒有選擇權,只要確認某團體乎合「邪教」準則,這團體便可能遭解散。
 
      其實現行法例已可對有「邪教」成份的團體及行為作出監管。例如,「傷害人身或財物」的罪行,現行法例已明確禁止;又例如「非法行醫或使用藥物」,現行法例亦已加以管制,並沒有必要另行立法監管。相反,若就一些含糊的「邪教特徵」立法,那就非常危險了。例如,各宗教可能或多或少會不認同「非我族類」的宗派教義,故若廣播「含有欺詐成份的廣告」屬觸犯《反邪教法》,那麼不少教會也可能被定罪,若因心理影響而非行為上犯法而被入罪,那就更加危險了。
 
      另外,《反邪教法》將原屬於個人負責的行為牽連到所屬社團。因為當教會領袖犯事,那怕是如欺詐等小罪〈例如:所簽的支票不能兌現〉,整個教會也會受牽連。當然,若公司內的僱員在管理上犯錯,例如觸犯勞工法例,從維護勞工權益的角度,老闆也應負刑事責任。又或是某團體的組成目的就懷有欺詐成份,現行的法例已足夠應付,如串謀罪。但若非上述情況,而只是一人犯法卻需組織負責而遭懲罰甚至被解散,那便很危險了。
 
      除此之外,按言法例,當有人/團體明顯地/暗地裡維繫被解散的團體,或掩飾/恢復它們的存在,皆屬違法,初犯可罰30萬法郎及3年監禁,犯可罰50萬法郎及5年監禁。另外亦禁制有關社團的宣傳及處理財務問題的權利。故此,當地有說若觸犯此法,相信開銀行戶口的權利也將剝奪。
 
      假如這些法例應用於香港又會怎樣?相信有兩個可能的結果。若由開明的法官去應用,就會將具含混性的法律解釋致最窄的範疇,例如「嚴重傷害他/她人身體」的嚴重程度會定得很高,而所謂「邪教」的行為則不會包括商業行為。當然,這樣不代表立法沒有問題,因為現行法例已就此作保障。例如,若一個團體組成的目的有問題,《社團條例》已可管制,警方可以公安理由,在必要情況下解散此團體,但此法仍對不少團體造成困擾。就以馬來西亞為例子,當地政府雖不會隨便控告某團體為「邪教」,但會纏繞這些團體,令它們不勝其煩。若法官並不開明,很多人或團體便有可能已觸犯此條例。所以,法例的含混性會產生很多問題,亦會很危險,因它的詮釋要依仗掌權者的判斷和良心。
 
      再看看其它國家的例子。日本有針對性的法律對付「邪教」。法例訂明若於過往10年某宗教團體曾導致大規模的殺人事件,而當時的領袖現在仍有影響力﹐那麼這團體將受兩條法律規管。第一,這團體的會員及活動資料須向政府上報,若發現有不當行為,就可禁止其擁有產業的權利;而在任何有需要的情況下,警方可搜查該團體,但仍須事先得一7人委員會審理。第二,政府可充公違法團體及它的附屬或姊妹團體的財產。然而,香港並不適用此法律,因過去10年,香港都沒有出現類似「邪教」的團體。若有新興「邪教」組織建立,政府仍可以社團條例應付。
 
      另外,美國憲法講明不可訂立任何法案限制宗教權利。故此,85年曾有國會議員提出一條法案,建議不再撥款給「拜魔鬼或使用巫術的團體」,卻未能通過。
 
      從以上的討論可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香港現時並沒有需要立法規管「邪教」,因為香港根本沒有任何「邪教」活動的出現,而現行的法例已足以規管及懲治犯法的人和團體。故此,香港特區政府不應因為任何政治因素而訂立《反邪教法》,危害本港的宗教及信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