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及福利
1999-01-02 外傭問題

簡介

        外籍家庭傭工的處境一向不太受普遍香港人關注,然而,自從香港陷入經濟不景氣以來,外傭卻忽然成為被「關注」及「談論」的對象。香港人在經濟低潮下面對的困難及憂慮,正好轉嫁至外傭身上。

        今年以來,至少已發生兩件事,可以顯示外傭的基本權利並未受到充分保障,而且正面臨逐步受到剝削的威脅。

        九九年初,政府宣布,將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最低工資,由每月3860元削減至3670元。

  另外,勞工處更在九九年六月發表文件,建議修訂《僱傭條例》,容許僱主與懷孕的留宿家庭傭工終止僱傭合約,而不會受到檢控。

  在這些事件中,外傭團體都強烈反對政府的做法,但政府則堅稱不是要剝削外傭的權利。在討論誰是誰非之前,究竟我們對外傭在香港的處境有多少了解呢?她們面對著甚麼困難?削減外傭的最低工資及懷孕保障又會引致甚麼後果?

 

基本原則

國際人權公約

  根據《就業移民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政府有責任確保在就業市場中,所有僱員獲得平等對待,不論男女,也不論是本地勞工還是外地勞工。

天主教社會訓導

  天主教社會訓導對於外地勞工的處境也十分關顧,例如:

  • 「離開出生地去工作的,無論是永久移民或是暫時的工人,在工作權利方面,不可以比當地的其他工人為低。為尋找工作而移民,決不可成為財務或社會剝削的時機。」《人的工作》通諭第23

  • 「人優於事物,勞工優於整個生產工具的資本。」《人的工作》通諭第13

  • 「所謂發展,並不只是經濟發展。真的發展必須是完整的,必須顧及每個人及整個人類。」《民族發展》通諭第14

  • 「第一,要富庶國家發揮休戚相關精神,援助正在發展中的國家。其次,要他們實行社會正義,改善他們與貧弱國家間不公平的貿易關係。最後,要宏揚博愛,設法創造一個惠及人人的良好世界。」《民族發展》通諭第44

  由此可見,教會重視人的價值、人的發展遠高於經濟制度。大地資源是為所有人共同分享的,故國家之間貧富懸殊或外地勞工受到不公平對待,皆是違背天主旨意的。

 

一些個案

  首先讓我們看看一些真實個案,以幫助我們了解外傭在香港面對的境況:

  • 個案一:安美離開菲律賓的丈夫及四名子女,隻身來港打住家工,為的只是賺取足夠的收入養活家人。雖然僱主按最低工資支付她,卻要她做合約以外的工作,照顧三個家庭的起居飲食。僱主搬家時,更要她充當「裝修工人」及「搬運工人」,結果不幸導致背脊骨折。就在她放病假期間,僱主竟然私下單方面通知入境處,終止了她的合約,更不肯支付她一個月解僱代通知金及病假工資。安美心有不甘,決定打官司到底,但足足等了三年,才有第一次聆訊機會。在這段漫長的日子裏,她既不能在港尋找工作,又沒有錢寄回家,子女只好輟學找工作做。

 

  • 個案二:曼羅來自斯里蘭卡,英語溝通能力不很好。僱主雖然富裕,卻只支付她月薪2000元,遠低於法定最低工資。她每天由早上六時工作至晚上十二時或一時,而且經常只能吃一些剩餘下來的食物甚至爛生果。她為僱主工作六個月期間,竟然從來沒有一天假期。直至向一些菲傭提及此事,她才知道自己一直被僱主剋扣工資和假期。她向勞工處投訴,結果反因此遭僱主解僱。等候審訊的六個月期間,她不能尋找工作,沒錢寄回斯里蘭卡,子女只好輟學。

        日常工作中,外傭要面對大小輕重不同的問題,較輕者如語言障礙、文化差異的衝擊,較嚴重者則如被無禮對待、歧視。有些外傭甚至被欺壓和剝削,例如被性騷擾、被支付比法定最低工資為低的薪金,或被強迫做合約以外的工作,卻仍然啞忍幹下去。歸根究底,最大問題還在於她們不能隨便轉工。

  港府規定了一個標準僱傭合約,以界定清楚外傭與僱主雙方的責任。但合約並無規定外傭工作時間,以致外傭處於廿四小時隨傳隨到的工作環境。

  法例上,若外傭被僱主剝削,例如被強迫做合約以外的工作,她們是有權提出即時終止合約,而毋須給予僱主一個月通知期的。然而,她們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此權利,擔心不服從就會被解僱,更有可能憂慮終止合約後找不到新僱主,因此寧願忍氣吞聲。

  合約一旦終止,外傭只能留港十四天;若這段時間內找不到新僱主,外傭就必須向入境處申請續證,但最多也只能再逗留一星期。試問在這段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如何覓得新僱主?如果被遣返家鄉,就要從頭申請來港,又要支付昂貴的介紹費。這正是外傭最大焦慮所在。

 

問題的根源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趨勢,資本已跨越國界,凡是有利可圖的地方,資本家都會到那裏開發、投資。若資本不能外移去勞動力便宜的地區,便要廉價的勞工前來。這些勞工多來自貧窮的亞洲國家,這些國家由於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及缺乏外資償還外債,因此政府均鼓勵輸出勞工。至於勞工輸入國,則為富庶的國家,因經濟結構重整而輸入勞工,一方面以低廉工資搾取移民勞工的血汗,一方面以輸入外勞壓低本地工資增長,使本地工人也受害。

  以香港為例,八十年代初經濟起飛,政府為求釋放更多婦女進入勞動市場以滿足市場需求,便大量輸入外傭。在這個制度之下,僱主能夠以低廉價格獲取外傭的服務,而職業介紹所更坐享肥利,可是外傭本身,只能賺取微薄的工資,更要離鄉別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例如家庭破裂、子女缺乏照顧而學壞等。

 

我們的意見

減薪問題

  根據國際公約及天主教社會訓導的精神,外傭在港工作,其待遇及工資水平是應該跟本地人看齊的,亦即同工同酬。可是,一直以來,外傭的工資遠遠低於本地人的工資。八十年代,外傭薪金佔本地工資中位數約七成,到了九十年代初佔五成,減薪前只佔三成五,減薪後更只佔兩成多。

  外傭的薪金本已十分微薄。削減法定最低工資190元,為僱主來說不算甚麼,但為外傭來說,已是一個不少的數目。外傭也要在港生活、在港消費,但香港物價奇高,加上又要匯錢回國,外傭每月可省下的工資已寥寥無幾。削減外傭工資,就等於向貧困者中的最貧困者埋手,是咄咄迫人的不義行為。

  經濟不景下,削減外傭的工資似是天經地義。但想深一層,這種做法只是將外傭作為代罪羔羊,不但對外傭不公平,使其生活更加困難;而且,也轉移了人們的視線,使人們不去正視造成經濟困境的真正原因。長遠來說,只會造成惡性循環,使整個社會更加不公義。

 

懷孕保障問題

  一直以來,《僱傭條例》賦予的各種權利和保障,除適用於本地僱員,也適用於外地勞工。勞工處建議修訂該條例,以增加「靈活」性為藉口,建議日後在外傭懷孕時,若僱傭雙方「協議」終止合約,而僱主支付了一個指定金額後,僱主就可豁免被刑事檢控。但所謂增加「靈活」性,其實即削減懷孕保障。

  勞工處指留宿家庭傭工的僱傭情況「獨特」而需有「靈活」安排。但是,如果其他行業的懷孕婦女都可以勝任工作的話,為甚麼家庭傭工就不可以呢?勞工處根本沒有證據顯示懷孕傭工無法履行職責甚至倒過來要僱主照顧,更何況,在九八年只有0.09%外傭曾在香港分娩,故實在不應將問題誇大。

  一直以來,外傭都是處於不利的位置,沒有議價能力。因此,今次的修例建議若實施,只會製造更多機會讓僱主壓迫外傭,表面上是雙方「協議」終止合約,實際上卻很可能是外傭在無可奈何下被迫同意終止合約。

 

結論

  我們應確保外傭與本地人得到同樣的僱傭保障。政府絕對不應帶頭作出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違反國際公約的原則。因此,政府不但不應削減外傭的工資保障及懷孕保障,而且反應進一步立法確保外傭免受歧視和剝削,並為有困難的傭工提供棲身之所。

  至於我們每一個人,也應時刻提醒自己,不要歧視及排斥外傭。我們應以開放的胸懷,接納她們作為香港的一分子,嘗試了解她們面對的困境,並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她們。